片仔癀牌雪肌无瑕润白系列:探索白润美的定义

一年一度的片仔癀化妆品白润美女神节即将启动,这是片仔癀化妆品的品牌IP节日,由2015年开始,至今已连续举办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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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润美女神,是你吗在片仔癀化妆品看来,真正的女神,拥有跨越时空的魅力,既有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信,更能演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坚定和从容,同时还有让人欣羡的白润美容颜。 片仔癀牌雪肌无瑕润白系列,科学探索白润美的护肤定义该系列包含洁面乳、水、精华、乳液、面霜、眼霜、泥面膜,一整套按步骤坚持使用下来,变白、变美、变润,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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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款,干皮可选滋润型,保湿嫩滑,美白滋润效果都很给力,油皮可以选清爽型,亲肤不油腻。

特别要提出的是,片仔癀牌雪肌无瑕润白雪融霜承袭了东方传统养肤智慧,采用光果甘草根、枣果、桑根、黄芩根、茵陈蒿花等多种植物精粹,能够有效改善暗沉,让皮肤回复匀净清澈的通透状态。 再结合AA2G美白成分,令肌肤实现淡斑提亮效果,重新焕发亮白光彩,再现如雪般无瑕净白的动人美感!除此之外,还添加了透明质酸钠及乳木果油等营养保湿成分,美白的同时还能保湿锁水,让肌肤散发出水润光彩。

滋润、提亮、美白,轻松帮你养出美白肌!然后是明星单品2雪肌无瑕润白泥膜,这款被称为微笑面膜,富含天然矿物泥成分,具有强大的吸附功效,可清除面部多余油脂和污垢,进而有效帮助肌肤清洁,达到深度清洁和净化毛孔的目的。 重要的是,使用后皮肤滋润不紧绷,很舒适。 毛孔通畅了,皮肤也更加通透洁净,更容易吸收养分。 再搭配雪肌无瑕润白系列的其他产品,调理肌肤,有效锁住水分,美白提亮肌肤,让肌肤散发出白皙光感。

最后再来安利一下该系列的明星单品3雪肌无瑕润白精华液,对于肤色暗淡无光的人群来说,片仔癀雪肌无瑕润白精华液可以说是福星,因为它具备提亮美白、改善暗沉、肤色不均的功效。 它采取AA2G亮白技术与草本复方养肤技术,通过澄净肌肤,改善暗沉,使肌肤回复健康状态后再进行美白保养,让效果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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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基金频出 银行系公募发力权益投资

阅读量:核心提示:截至三季度末,不少银行系基金公司权益类规模较去年末大幅增长。 新华财经北京12月31日电2020年仅剩最后一个交易日,基金业绩排名战即将落下帷幕。 历来以低调、稳健闻名的银行系基金公司的表现有些出人意料,目前主动权益基金前10名的产品中,有5只出自银行系基金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

数据显示,截至12月29日,共有55只主动权益类基金年内收益率超过100%(不同份额分开计算)。 其中,农银汇理基金赵诣管理的4只基金包揽了前4名,其中收益率最高的农银汇理工业基金取得了%的年内回报。

同时,工银中小盘基金年内回报也超过124%,位列主动权益基金第6名。 不仅如此,工银瑞信基金旗下还有多只产品现居于主动权益基金前30名,比如工银主题策略、工银战略新兴产业、工银信息产业等。

老牌银行系基金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旗下主动权益类产品也获得了不错的回报,比如交银品质升级、交银消费新驱动、交银股息优化等今年以来净值涨幅均超95%。 从数据来看,一些银行系基金公司不仅打造出了“黑马”产品,长短期整体业绩表现也可圈可点。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最近两年来农银汇理基金旗下权益类基金平均收益率%,在121家机构中排名第5位;工银瑞信基金过去三年、两年、一年主动权益基金规模加权业绩表现也都位居全行业前20%。

在过去较长时间内,由于背靠银行股东,银行系基金公司多以固定收益业务为发展重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一些公司在权益投资领域也开始崭露头角。 部分公司在产品布局、人才培养方面均开足马力,权益类管理规模也出现显著增长。 天相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不少银行系基金公司权益类规模较去年末大幅增长,比如交银施罗德基金从亿元提升至亿元,工银瑞信基金也从亿元提升至亿元。

“银行系基金公司之所以纷纷发力权益投资业务,主要有两方面催化因素:一是,在当前体系下,银行并不会因为控股某家基金公司,就不计成本地支持,基金公司需要夯实自身的竞争力;二是,在银行子公司的竞争下,权益资产管理能力才是银行系基金公司在竞争中的核心砝码。

因此,继续大力发展权益投资业务是大势所趋。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

编辑:赵鼎声明:新华财经为新华社承建的国家金融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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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组织部紧急划拨党费5000万元 用于支持防汛救灾

人民网郑州7月23日电(杨晓娜)河南省委组织部微信公众号“河南组工”发布消息,7月22日,河南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紧急划拨专项党费5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河南省委组织部要求动员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投入防汛救灾第一线,冲锋在前、勇于担当,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做好抢险救灾、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 此外,这笔党费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和党员教育设施。

河南省委组织部要求各省辖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及时下拨给基层,投入防汛救灾,做到专款专用,确保专项党费在防汛救灾中发挥传递组织温暖、解决实际困难、凝聚党心民心的重要作用。

(责编:杨晓娜、冯亚涛)分享让更多人看到推荐阅读  。

中国企业合规激励机制之厘定及展望

许兴军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罗璇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从贸易摩擦逐步发展到贸易战,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相继爆发,我国政府和企业逐步认识到合规治理对企业全球发展的重要意义。

同年12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了《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自此企业合规管理在我国开始正式从理论走向法律实践。

与行政立法实践相对比,我国尚未为企业建立合规机制确立刑法上的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制定合规机制缺乏足够动力。

检察机关应在做好指控证明犯罪的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机制,有效降低企业刑事犯罪风险,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一、企业合规的刑事理念目前企业合规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综合各种学说,一般认为企业合规的刑法概念,是为国家制定相应的刑事政策,以正向的激励机制和责任归咎机制,推动企业以刑事法律的标准来识别、评估和预防公司的刑事风险,避免企业或企业员工实施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制定并实施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的内部控制机制。 通常来说,判断合规计划是否有效有七项标准,一是建立预防和发现犯罪的程序;二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参与到合规计划的制定;三是设立独立于组织内、直接接触管理层的机构或个人,定期向高层报告计划执行情况;四是对高层管理人员、执行人员及企业员工就合规计划的标准、程序开展定期培训;五是设立合理机制,如检查程序、匿名或身份保密举报机制、以便组织及时监测合规计划实施情况;六是设置奖惩机制,确保合规标准严格贯彻执行;七是在犯罪行为被发现后,主动向司法机关披露犯罪行为,调整内部的合规计划,并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

二、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正当性基础(一)预防必要性的削减刑法早期的预防理论,是通过对业已犯罪的人实施惩罚加以惩戒,并以此对潜在的犯罪者形成震慑,以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

此种预防方式侧重于事后的追惩,但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对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司加以刑事处罚,从打击其商业信誉、公众形象上,能够给公司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对于一些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而言,科处罚金金额根本无法与其实施犯罪所获取的巨额利益相比。

日本学者认为,通过实施法人重科,现在对主要经济犯罪中的法人处罚都可以科处大额罚金,但这种犯罪的种类毕竟有限,而且即使科处大额罚金,对大规模的企业来讲也构不成太大的打击,除非像美国那样,对企业处以巨额罚金,否则很难期待得到抑制效果。

随着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立法更倾向于事前构建制度实行规避刑事风险的积极预防。 现代刑法预防犯罪的目标是引导社会公众对法律自觉遵守。 因此,如果实施的刑罚能够起到引导社会公众有效遵守法律的目的,则无需再施以更重的刑罚;如果不对犯罪者施以刑罚即可起到相应效果,则刑罚无需实施。

相比对犯罪者实施严厉的制裁,不仅能够引导社会整体对法律规则的高效执行,还节约大量司法资源。

以防范刑事风险为目的的企业合规,就是一套通过分析自身业务活动所特有的刑事风险,有针对性得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的内部控制机制,也是降低刑法风险的一种选择。 建立并有效实施了合规计划的企业,能够自主实现违法的事前预防,无需处以重刑以达到事后追惩的预防目的。

通过对企业刑事责任的加重、减轻甚至免除刑罚处罚,给予企业合规以正向的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进一步加强规范合规制度,从而达到理想化的犯罪治理状态。 检察机关行使法律赋予的刑事追诉职能,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因此指导和监督企业开展有效合规,是检察机关的应有之义。 (二)犯罪治理的合作模式在我国,犯罪治理长期以来是以国家为绝对主导,国家制定一套完备的刑事司法体系,对犯罪问题实施自上而下的管制。

这种犯罪治理模式使得可以高效率整合司法资源,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犯罪行为开展有效打击,从而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明显的控制犯罪的效果,但也为此投入大量司法资源,耗费大量司法成本。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出现更多跨地域、跨领域的大型企业,企业的规模化意味着企业内部分工细化,管理体系更加复杂。

面对专业性较强的企业经济犯罪,司法机关将投入大量调查成本和时间,却很难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 由于企业内部职位的职责和义务不清以及企业议事规则和决策规则不明,司法机关追诉机关缺乏企业内部调查的必要技能,很难获得企业犯罪的线索;当企业犯罪活动被发现时,企业相关职务负责人及其员工相互推卸责任,使得公诉机关取得的证据缺乏证明力,难以形成牢固证据链。 面对大型企业内部发生的违法行为,传统执法方式面临着执法资源不足、取证困难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企业犯罪的惩治更需要通过国家和企业合作模式实现。 企业合规规则的实际运用,就使犯罪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个领域中变成了国家和企业合作的模式,犯罪预防在这种合作治理的模式中,由国家责任变成了国家和企业的共同责任。 作为合规要求之一,企业应当以条文化明确议事规则和内部职责,明确犯罪行为报告制度,以积极协助司法机关侦查,保证刑法能够在必要的范围内得到贯彻实施。

而促使企业制定合规的驱动力离不开国家刑事政策的正向激励。

三、域外的合规激励政策借鉴(一)以合规作为出罪的依据为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合规,一些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时,将企业合规作为是否对涉嫌犯罪企业提起公诉的一项重要考虑因素。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起诉指南,检察官对于已经设立合规计划并经评估该计划已有效实施的企业,可以对企业做出不起诉的处理结果。 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中,检察官发挥着主导作用,直接运用起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发挥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作用,而法官无权对结果做出干涉。 而在英国,合规可以作为企业寻求无罪辩护的依据。

2010年,英国颁布了《反贿赂发案》,其中第7条“预防商业组织行贿失职罪”,规定商业组织未制定预防贿赂的合规程序,该组织的相关人员为保持该组织的优势地位而实施的贿赂行为,由该商业组织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商业组织能够证明制定了合规程序并实施以预防商业贿赂行为发生的,则不构成该犯罪。 该反贿赂法案为企业设置了构建并实施企业合规的刑事义务,未履行构建实施反腐败合规法定责任的企业,可能因为失职会面临高额的罚金。

合规计划的有效实施,就成了企业寻求无罪结果的法定抗辩事由。

(二)以合规作为量刑的依据合规能够降低企业刑事风险,但不可能完全避免犯罪发生。

对于业已建立合规政策的涉案企业,可以通过减轻刑罚给予肯定性的激励。

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规定,企业应制定有效的合规计划,以预防、识别和发现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发生时,如果企业已经建立了合规计划和能够实施,可以在量刑过程中考虑对其减轻刑罚。 (三)以合规作为暂缓起诉协议签署的依据在对企业合规所设定的各项刑事激励政策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暂缓起诉协议制度。 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在公司涉嫌商业贿赂、洗钱、个人数据保护、金融欺诈、环境污染等犯罪案件中,逐渐以和涉案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来替代提起公诉或不起诉的决定。 在安达信事件之后,美国联邦检察官虽然对该企业提起公诉并达到惩治、震慑效果,但随着企业破产,不可避免得带来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动荡。 在此之后,暂缓起诉协议开始大规模得运用在企业犯罪案件中。 对于签署暂缓起诉协议的涉案企业,检察机关在考验期满后认为企业认真履行协议的,可以宣告无罪。

协议内容一般包括在考验期内缴纳高额的罚金,在配合检察官调查的前提下,建立或完善合规制度,接受检察机关派驻的合规检察官,定期就完善合规计划的开展情况向检察机关报告。 检察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避开对抗式的法庭审理程序,与涉案企业达成协议缴纳巨额罚金,督促企业制定或完善合规计划,以达到刑罚的惩罚和矫正功能。

与美国不同,英国的暂缓起诉协议需要经过法官的审查、批准和监督。

检察机关与涉案企业形成初步的协议后,将协议提交与法院,并在预先庭审中向法院提交包含事实陈述的相关证明文件,并证明协议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是司法利益。 如果接受该协议,审判法官要在公开听证会上正式核准该项协议,此时协议内容才被公之于众。

在考验期满,如企业遵守协议,经审判法官批准可以撤回起诉。 目前国内有学者呼吁在引入暂缓起诉制度,但分析英美两国的暂缓起诉协议,检察机关在该过程中不仅扮演了犯罪追溯者的角色,还直接参与了企业监管,具有“行政化”色彩,而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是“法律监督机关”。 如将暂缓起诉制度引入我国,还应与我国法律实际结合,探索暂缓起诉制度的本土化路径。 四、我国检察机关合规监督激励的主要途径总结英美等国的司法实践,尽管各国的合规激励机制存在一定差异,但其重点均在与通过刑事立法和司法,鼓励企业建立并完善合规制度,或通过暂缓起诉协议参与到企业治理过程,实现对公司犯罪行为的矫正。 在整个合规过程中,检察机关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明确规范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执法司法标准》,强调了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发挥的社会治理作用,注重化解企业犯罪带来的经济社会风险,化解企业矛盾、维护企业声誉。 可见,我国检察机已经意识到应当积极、直接参与到企业合规管理制度的构建。

对涉嫌犯罪的企业而言,如果对于涉案企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追诉,必然对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有的中小型企业由于受到刑事追诉而破产。 检察机关在现有刑事法律框架内,要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经济健康运行的双重目标,应以国内合规运动的兴起为契机,推动我国合规性刑事化进程。 (一)司法定罪量刑应考虑企业合规运行情况由于企业的合规是根据刑法和刑事司法所确立的规则,预先对企业经营的刑事风险进行分析和防范,所以,合规活动极端依赖刑事立法的明确性和刑事司法的结果可预见性,企业合规对刑法的裁判功能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企业已经履行合规义务,就意味着企业承担了刑法设定的积极义务,刑事法律政策应当对企业积极承担的犯罪治理义务做出积极回应,并在对企业犯罪的定罪量刑中予以体现。 1.以合规计划作为刑罚减免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不起诉可以分为五种,即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和特殊情形下的不起诉。

其中,附条件不起诉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领域。

2018年11月,最高检发布涉民营企业案件执法司法标准,明确了对企业不起诉的几种情形,一是民营企业经审查无犯罪行为或情节显著轻微的;二是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三是程序用尽后仍然证据不足的;四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以上四种情形中未单独将企业的有效合规作为阻却犯罪的法定正当化事由之一。 检察机关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可通过认定企业存在合规有效的情节属于情节轻微,对企业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但是其适用范围相对较窄,仅对企业犯罪行为本身情节轻微的,将合规计划作为社会危害性考察的一个方面,监督激励力度较小。

我国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第15条增加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原则,也为合规的量刑激励提供了可能。 目前已有检察机关开始了企业犯罪认罪认罚从宽的实践探索工作,对于认罪认罚的涉案企业,检察机关结合涉案单位的社会危害性,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聘请专家团队,对企业内部分工和管理制度进行综合评估,并设定一定整改期。

企业在期限内完成整改工作的,可以不予起诉。 这里单位犯罪的认罪认罚,实际可以看作企业合规风险自我披露的一部分,即企业在发生刑事犯罪后,主动配合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并构建或调整内部的合规计划。 检察机关可以将此作为不起诉或量刑的依据,对涉案企业从轻处罚。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合规制度的立法定位、目的均不相同。

但检察机关可以在开展单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我国企业合规激励刑事政策。 虽然目前我国提出了企业产权的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但这些文件还比较宏观和抽象,缺乏类似美国《量刑指南》细化可操作的刑法设计。

2.刑事诉讼程序应考虑企业合规运行情况。 在涉及企业的案件中(尤其是涉及民营企业的),如果法定代表人涉案被采取强制措施,就不能正常领导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就可能受到重创,甚至死亡;如果企业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就有可能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经营,甚至倒闭。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意见》中,最高检强调涉企案件办理中要谨慎使用强制性措施。 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可将企业合规作为强制措施考虑的因素之一,对已经进行合规建设的企业,对涉案企业人员采取非羁押诉讼的方式,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

一旦企业陷入刑事诉讼,会耗费企业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甚至中断企业正常经营,给企业带来难以负担的调查成本。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一审、二审的期限,但是案件有可能会延期审理、发回重审等,因此整个司法过程耗时不定。 如企业制定并执行合规规则,检察机关可选择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对于轻微涉企案件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进程,让企业能够尽快步入正轨,开展规范性经营。 (二)以检察建议督促企业合规经营我国法院对犯罪企业实施刑事处罚之后,无类似美国的“保护观察”的措施,无法督促犯罪企业公布犯罪事实、犯罪原因并制定弥补制度漏洞的计划,有效消除企业再犯罪的可能,使得犯罪企业在追缴罚金后被“一放了之”。

在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向企业制发检察建议,以达到督促企业弥补制度漏洞的目的。 2019年2月,最高检新修订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明确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检察机关对于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和刑事风险的单位及其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在企业犯罪中发出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检察机关可通过以下三点督促企业构建或完善合规计划。

第一,由于合规计划在我国发展较晚,多数企业并未认识到合规计划的重要性。

所以,检察机关应当对此类企业发出检察建议书,普及企业合规理念和建构指南,帮助企业提高合规意识,规范员工的行为,强化企业内审制度,预防企业内部刑事犯罪风险。 第二,检察机关对一定时间内涉及该企业的刑事违法行为进行梳理,分析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各项法律风险,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告知企业,督促企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加强对经营活动的内部和外部审查,防止企业及其员工实施不法活动。

第三,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职能,向负有行业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对涉事企业的合规运行情况进行专业化的监督检察。 五、探索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目前,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并未将合规机制作为企业无罪抗辩事由。

在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尚可将企业合规作为相对不起诉的考量因素,但大多数构成案件的企业,一旦被纳入立案侦查程序,就很难逃脱被起诉、被定罪的结果,缺乏制定合规计划的紧迫感和足够动力。 而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提出的“检察建议”,对企业的约束力有限,检察机关对企业是否能够持续推进合规体系建设缺乏足够的奖惩措施。 对于企业犯罪,可以探索通过立法修订的方式,将企业扩展至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对象中。

检察机关对于提交了合规计划或者已经制定合规计划的企业,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设置一定的考验期,聘请合规监管人对企业合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并定期提供考察报考,在考察期届满时检察机关根据企业合规建设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最终决定。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反映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立法构建中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企业类型,二是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类型。 首先,从域外的合规不起诉或暂缓起诉的规定来看,其核心是“放过企业,但要严惩责任人”。

但按照我国的单位犯罪制度,对单位内部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即单位构成犯罪。 如果单位不构成犯罪,对直接责任人定罪判刑就失去依据。

根据最高检发布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我国的实践中将企业与企业家一同纳入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 笔者认为,与西方国家已建立较为完备适用于大型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不同,我国中小微企业众多,其负责人在企业犯罪过程中通常起到组织、领导者作用,企业与犯罪责任人之间难以有效切割,而一旦企业负责人被定罪量刑,企业将面临灭顶之灾。

因此,在我国不论企业规模大小,均可以纳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

其次,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被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 实际上,现行实践中的企业合规基本上属于相对不起诉的一种类型。 笔者认为,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应当对现有相对不起诉范围有所突破,对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

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是对企业构建和落实企业合规计划的正向激励机制,该制度是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企业犯罪行为是否予以追诉最终衡量标准是,因此对于具有严重危害性犯罪或实施重罪的企业,不应适用该制度。

(二)合规监管模式各个企业从事经营实际情况不同,其经营领域、经营规模、管理模式和合规风险的发生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与企业制定合规管理指引并监督执行涉及各方面的专业领域知识,合规监管人的构成和选择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的重要一环。

各地检察机关实践中设立了多种制度模式,检察机关对合规监管人的选择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检察机关主导下的行政监管与专业监管并行的监管模式,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浙江省岱安区设立普通和专业监管人两种模式,普通合规监督员有检察机关与商会、司法局、地方政府协商在公务人员中确定,专业合规监督员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中选任。 另一种是独立监控人监管模式。

如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联合司法局挑选律师事务所担任独立监控人,组建企业合规独立监控人名库。

笔者认为,行政监管部门对企业负有监管责任和行政处罚权,熟悉特定领域的监管法规,其从事合规监管活动更具有权威性。

但检察机关也会面临着行政监管部门积极性不高、合规监管流于形式的问题。 设立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外部监管人是否能够保持合规监管的独立性,遵守的职业基本行为准则成为关键。 2021年6月2日,最高检联合司法部等多部门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对第三方评估机制进行了构建。

《意见》将决定和考察相分离,由行政部门牵头进行合规审查,对组织成员设立了大量义务性条例及惩罚措施,包括培训、考核、利害回避、违规处理及巡回监督等,通过制度构建管控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廉洁风险,保障标准的公平统一。 该《意见》回答了目前实践中如何选择有效的监管模式的问题,但对组织成员的来源和具体组成并未作出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组织成员可以涵盖律师、税务师、审计师、专家学者、行业协会成员、行政监管人员、法官、检察官等,丰富名录库的专业构成,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检察机关办案需要。

(三)公开审查检察机关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对部分涉案企业从宽处理,有可能导致社会公众会对这一制度的公平性和平等性产生怀疑。 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时,注重流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压缩检察官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以降低改革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一是要文书公开。

在刑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行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将合规考察申请书、合规计划、合规承诺书、企业合规自查报告、合规考察评估报告、不起诉决定书等文书及时予以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二是要流程公开。

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企业作出合规不起诉决定前,要听取侦查机关、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听取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等社会各方的意见。 在合规考察期,要视企业规模、内部治理复杂程度开设合规考察中期听证。

附不条件不起诉企业在考验期满完成协议全部内容的,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决定作出前,要在门户网站、报纸等媒体进行公布,设置“公示期”,接受社会各界可能提出的异议。

对有异议或投诉的,检察机关要如实记录在卷,在决定是否起诉时予以考虑。 (责任编辑:郭素萍)分享到:。

发新书、上网课 江苏中小学“备战”新学期

  原标题:“云家访”、上网课、发新书……  我省中小学“备战”新学期  本周,我省各中小学将迎来新学期,受疫情影响,南京、扬州等地暂缓开学返校。 开学预备工作做得如何?延期开学如何保障学习?随记者一起来看看。

  避免人员聚集,有序发放新书  根据要求,南京暂缓开学返校,疫情防控期间,南京市钟英中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等学校利用组织学生接种疫苗的时机已同步安排发放新书,学生在留观的30分钟里就能翻阅自己的新课本。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行知分校图书馆,老师们根据不同年级把教材分配好。

该校教务处主任王宜先说:“我们是分批、分年级、分班级到校领书,8月28日上午是初三年级,下午是初二年级,8月29日下午是新初一。

”  8月26日,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各个年级的老师们在学校忙着分配教材,按照每一个学生所需教材的类别分配好;8月28日下午,学校按照时段通知各个班级的家长有序依次到学校东门领取。

相关负责人表示:“学生或家长将分年级分时段到校领书,为了便于学生领取,我们已经提前将教材打包,同时提前做了消毒处理,学生和家长即拿即走,避免过多人员聚集。

”  云家访、线上班会“一个都不少”  “以往8月底我们会举行一年级新生见面会,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改为线上举行。

”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南校区校长叶微介绍,学校在活动环节设计上也作了特别安排,校长团队、一年级教师团队等都在线和学生“打招呼”。 此外,见面会结束后,学校还会公布均衡分班政策下的各班级学生名单。

  按照南京鼓楼区教育局的统一要求,9月1日,区内各中小学将举行线上升旗仪式以及线上班会,引导学生尽快进入到新学期的学习状态中。

  “今年我们共招收1558名新生,为及时了解新生动态,老师们与新生家长共通话2000余次。 ”8月13日晚,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召集40多名党员教师代表、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与新生家长一一通话,实时了解学生在泰情况,该校党总支书记、校长郑晓彤介绍,“特殊时期,电话沟通让家长听到老师的声音,求的是‘放心’,家长放心了,我们也就安心了。 ”  “刘峻铭妈妈你好,我是白下高新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我姓胡。

”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的胡芳倩是今年学校的新进教师,开学前,学校要求100%对学生进行家访。

作为新班主任,胡芳倩联系学生家长向他们了解学生情况。   隔着电脑,刘峻铭小朋友展示了自己的爱好,如画国画、弹钢琴等,老师又询问起他的暑假生活安排。 “早饭后我会写作业,还有运动、练硬笔书法。 ”刘峻铭说。   网课就绪,新学期“云端”见  8月25日,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在学校官微“致远1+1”上发布秋季线上教学课程安排。 目前学校线上授课安排暂定为9月1日-5日,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延长。

该校网课安排以“3+2”为基础,即上午3节课,下午2节课,同时安排了每天20分钟的晨练等。

  南京市栖霞区对区内各个学校进行线上教学指导,组织区内名师录制了各个学段课程,全区统一课程表,各个学校可根据区里安排进行个性化补充。

  扬州市教育局对“线上教学”已有统一部署安排,该市教科院学科教研员们纷纷行动起来,制订学科教学计划,落实授课教师,组织集体备课。 “从8月19日晚接到通知,到第二天落实到位,定方案、定内容,再到电话联系、分工布置……很多老师白天做志愿者,冲锋在抗疫一线,晚上还要备课、写教案、做课件、拍视频,没有一个人叫苦。

”扬州市教科院初中语文学科教研员王伟说。   “为保障9月1日‘线上教学’正常开展,我们从8月中旬就已研究部署,积极探索‘线上教学’的方式方法,确保开学后的线上课堂教学质量。 ”扬州市广陵区教体局局长叶健说。 针对部分学校和教师线上授课经验不足等问题,该区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迅速联系网络平台供应商,将服务平台免费提供给各校使用,同时分期、分批免费组织操作流程培训,24小时为教师答疑解惑,为上网不畅的教师免费寄送流量卡。

(葛灵丹王拓晏庆合)。

“三孩”时代来临 学前教育加速布局

  儿童是人生智力发展的基础阶段,又是发展最快的时期,适当、正确的学前教育对幼儿智力及其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是重大民生工程,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事业未来。

  【学前教育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 1950年我国学前教育在园儿童人数仅为14万人,这个数字在2020年达到4818万,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更是从1950年%提高到2020年的%。   2020年,全国幼儿园总数达到万所,与2010年相比几乎翻了一倍。 于此同时,我国幼儿教师也逐渐增多,学历层次逐年提高。 2019年我国幼儿园教职工万人,比上年增加万人,增长%。 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万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专科学历的比例为%,合计为%。

  【普惠性幼儿园解决“入园难”“入园贵”】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前教育入园儿童数量的急剧增长,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高度关注。   普惠性幼儿园是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中国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量逐年增加,2020年中国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量达4083万人,较2019年增加了500万人,同比增长%。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逐年攀升,2020年中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比2016年增加个百分点(2016年开始统计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额完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2018年11月7日)》(后简称《意见》)中“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的目标任务。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并开展“普惠性幼儿园”提质扩容工程:以人口集中流入地、农村地区和“三区三州”为重点,新建、改扩建2万所幼儿园,增加普惠学位400万个以上。   【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意见》明确提出,在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的同时,要“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   近年来,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呈上升态势。

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14亿元,同比增长%,其中,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203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较2019年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4099亿元提高104亿元。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1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预算亿元,较上年增加10亿元,增幅%。

  从2011年起,财政部会同教育部等部门支持各地实施了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据统计,2011—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530亿元,引导激励各地大力发展公办园,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园,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提高到90%以上。 ”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三孩”时代来临,对于学前教育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办好学前教育民生工程,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真正实现幼有所教,惠及儿童提供更加充裕、更加普惠、更加优质的学前教育,需要建设高素质高品质的幼师队伍,需要学校保障每一个学前儿童在公平、包容的环境中接受适宜的教育,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督促相关立法的落地和完善,让每一个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受到充分保护。

  注:  1.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毛入园率,是根据国家教育相关规定,三周岁或三岁周岁以上六周岁以下适龄儿童都有权力在其监护人监督下进入国家创办或私人创办学前教育机构——幼儿园进行培训学习。

编辑:陈凯茵、赵雪(实习)数据来源:教育部、中国政府网、财政部、人民日报。

“五指成拳”严查严管农村三轮车违法

本报讯为坚决贯彻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筑牢安全防线,形成严管态势,省公安厅交管局6月17、18日组织“三晋安全行”采访团深入临汾就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现场察访。 在临汾市尧都区金殿镇伍默村、G108线洪洞段,作为农村主要交通工具的电动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存在驾驶人不按规定道路行驶、违法载人、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等行为,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的严重隐患。

临汾市公安交警支队副支队长祁军社表示,“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压实安全监管责任,针对问题立即整改,全力从根本上消除风险隐患,推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大曝光、大规范‘五法’联动向纵深发展,以三轮车整治为抓手,推动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实现全市辖区路畅人安目标。

”大宣传中,临汾公安交警将印制的20万份三轮车整治宣传海报、10万份驾驶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即时贴、10万份三轮车驾驶人佩戴安全头盔严禁违法载人即时贴等警示材料发给商户及三轮车车主。 大排查中,临汾公安交警对辖区三轮车实行“户籍化”管理;对全市国省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进行全面的摸排;对国省道路沿线715个村庄逐一排查。 截至目前,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对14万余人、12万辆机动车、万辆三轮车建立了台账、档案,切实做牢源头管控工作。 大整治中,交管部门通过建立曝光台,对典型事故、违法案例进行曝光;县(市、区)政府与乡镇(居委会),乡镇(居委会)与村(社区),村(社区)与个人分别签订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书;个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每月向县(市、区)、乡镇、村委会通报三轮车、农用车“户籍化”管理工作进展情况,每月向各大队通报三轮车整治情况。

大曝光中,临汾公安交警将民警在日常执法中查处的农村地区典型交通违法行为制作成宣传彩页,案例视频,深入农村张贴并在村民聚集地进行滚动播放,用身边案例教育身边人。

大规范中,交管部门积极采取措施,推进电动自行车立法。 目前,临汾公安交警支队草拟的《临汾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送审稿)》已经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主任会议,正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陈俊琦、郑慧梅)。

实现生态投入价值最大化

原标题:实现生态投入价值最大化成都因水而生、因水而兴。

锦江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发展史。

先秦蜀守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锦江拥有了排水、引水、泄洪功能。

隋唐至明清,广筑罗城、内江改道,成都形成了“三城相重、两江抱城”的城市格局,锦江也有了“护城河”的功能定位。

上世纪90年代,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启动,“濯锦清江万里流”再次成为现实。 如今,240公里绿道沿锦江而建,这条景观河、富民河实现了水生态与流域生态同步改善,场景营造和价值转换有效衔接。 在锦江治理过程中,成都不是单纯为治而治,也不是将水质达标作为唯一目标,而是突出公园城市特点,充分考虑生态价值,将治水与筑景相结合,推动水生态价值向美学价值、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及生活价值转化。 治理锦江被视为重构城市空间结构的牵引工程、推动城市有机更新的筑基工程。 锦江不仅是绿色生态空间,更是绿色经济综合体,是各类消费业态、消费应用新场景的重要载体。 在持续巩固水生态治理成效的基础上,成都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主体,体现商业逻辑,大力推进生态价值转化,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使更多市民能够亲近和享受成都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 过去,提到成都热门打卡点,上榜的是春熙路、宽窄巷子。

如今,频频在朋友圈、抖音抢占C位的,是绿道蜿蜒、风景如画的江滩公园,是府河沿岸现代感十足的五岔子大桥,是打造出蜀都味道、国际品质的锦江公园音乐广场。

一江锦水、两岸融城,锦江沿岸水质改善带来的生态红利正逐步显现。 随着滨水景观不断增多,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不断增强。 通过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锦江给成都带来超量回报。 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成都一体推进锦江水生态治理和锦江公园建设,让蓉城大地水更清、河更畅、湖更美,锦江也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刘畅)(责编:王震、杨迪)分享让更多人看到推荐阅读  。

“为打造美好幸福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履职故事)

6月,天亮得早。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宿州市泗县泗城镇花园井社区党总支书记岳喜环早早来到了泗县人民医院。 “要来安排志愿者组织群众接种新冠疫苗。 ”岳喜环说。 从事社区工作30多年,岳喜环早就习惯了这种忙碌的日子。 眼下,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推进,她琢磨的是怎么进一步规范基层志愿者服务。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为社区管理者,岳喜环始终工作在抗疫一线,深刻感受到了志愿者工作的重要性。

“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基层农村和社区体现得非常明显。

”岳喜环说,“如何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服务成为新问题。 ”2018年岳喜环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很注意走访群众、了解民意。 “在社区工作,就是和群众打交道,要解决群众的难题,就得时时刻刻了解群众在想什么。 ”和街坊邻居聊聊天,几乎是她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志愿者到底是干啥的?志愿者真假怎么辨别?志愿者造成损失怎么追责?面对社区居民和身边群众的各种疑问,岳喜环经常将群众意见一条条地认真记录下来,用来完善自己的议案和建议。

对于群众意见大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向镇党委、镇政府反映,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也一定要给群众一个明确的交代。 “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做朋友,为他们设身处地考虑,才能真切了解群众的真正需要。

听取民情、反映民意,这是全国人大代表的重要职责。

”岳喜环说。

岳喜环建议,普及志愿者服务知识,引导人们尊重志愿者和志愿者的劳动;壮大志愿者队伍、推行志愿者注册管理制度、以建设专业化志愿者队伍为重点,推进民间志愿者规范化建设;以志愿服务时间为基础,以服务质量考评为重点,建立志愿服务考评激励机制。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她提出了多条建议,《关于加大对民间志愿者培育扶持力度的建议》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志愿服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改革也是岳喜环重点关注的领域。

在疫情防控中,岳喜环发现,社区卫生院存在问题较多,“多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主要以提供医疗服务为主,但提供的服务只是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综合性、连续性医疗保健服务能力较弱。 再加上许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条件有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需求”。

调研是岳喜环的工作日常。

社区居民、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大医院的医生、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等都是她的调研对象,每条意见她都认真研究。 “群众的意见,很可能就是迫切的心愿;群众的想法,可能就是很好的办法。

”岳喜环表示,多看看群众的生活,多听听群众的想法,能找到真问题,更能找到好办法。 为此,她提出了《关于加快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改革的建议》,建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当地综合医院结成社区医疗共同体。

对社区的居民,特别是未成年人、残疾人和慢性病病人,建立更加系统的基础健康信息资料,实行系统管理和动态管理。

探索全科医生、社区护士、预防保健工作者组成的团队服务,以块为主、分片包干、明确条线、责任到人。

“我的建议都是从自己的日常工作出发,都是从自己接触到的人和事中来。

”岳喜环说。

“作为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我要心系群众,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为打造美好幸福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民日报》(2021年06月17日第19版)(责编:关飞、李阔)。

企业莫踩网络安全“红线”

网络安全已成为任何一个企业不可僭越的“红线”。

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强调,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企业,无论在哪里上市,必须确保国家网络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以及个人信息安全。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论是在疫情防控相关工作领域,还是在远程办公、教育、医疗及智能化生产等生产生活领域,大量新型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应运而生,在助力疫情防控的同时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与此同时,安全漏洞、数据泄露、网络诈骗、勒索病毒等网络安全威胁日益凸显,有组织、有目的的网络攻击形势愈加明显,为网络安全防护工作带来更多挑战。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大规模发展,互联网上承载的数据和信息越来越丰富。 这些数据资源已经成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和新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人民生活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众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方和收集、处理、再利用的机构,企业尤其是科技互联网企业,必须承担数据安全义务,坚守网络安全底线,不能将重要数据和个人隐私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不久前发生的滴滴数据泄露事件给众多企业敲响了警钟。

过去,很多企业缺乏维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的意识,将企业的经营和业绩指标凌驾于网络安全之上。

这导致一些企业数据治理基础薄弱,甚至连数据资产的家底都说不清,遑论数据分级分类、保障安全;更有一些企业,为了短期的商业利益,将未经脱敏的个人信息、行业信息甚至国家信息在市场上贩卖,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国家安全。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不坚守网络安全的企业也会“栽跟头”。

在新的网络安全战略下,企业要建立网络安全全局观,不断强化行业自律,逐步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探索数据安全合规发展之路,切实做到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商业道德、职业道德,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损害个人合法权益,不危害国家安全。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应加大监管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关键在于执行。 要在法律法规指引下,把数据安全方面的法律要求转化为可实施可操作可检测的技术要求,要让触犯法律“红线”的企业,付出高昂代价。

当然,监管部门对于数据安全的监管也应当把握好度。 正如燃料之于工业革命,对于信息社会而言,数据就是创新的力量源泉。

如果没有大量鲜活的数据和健全的服务市场,很多创新便无法实现。

监管部门应当做好数据区分,监管过程中更着重于数据使用者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允许鼓励合法合规的数据流通,这将激发数据的创新性再利用,同时也能确保个人和国家信息安全。